1995年3月24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这一天作为“世界防治结核病日”，旨在纪念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·科霍于1882年对结核病病原菌的重大发现，借此契机增强公众对结核病的认知。
历史上，肺结核在西方曾背负“死亡之首”的恶名。这一局面直至1882年结核分枝杆菌的发现才初现转机，随后1944年链霉素的分离更是为治疗带来了突破性进展。随着抗生素、卡介苗及化疗药物的相继研发与应用，肺结核的致死率大幅下降，其“死亡标签”得以摘除。
结核病和人类历史
数千年前的一个寒冬之夜，非洲的某洞穴内，人们围聚在火堆旁取暖，伴随着阵阵咳嗽声。此时，一种潜藏于土壤中的微生物悄然侵入了人们发炎的呼吸道——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生物学家认为，这可能是肺结核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疾病的起源。
考古学家们通过对古人遗骸的深入研究，进一步揭示了肺结核的悠久历史。在德国海德堡石器时代遗址中，人们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古人第四、第五胸椎存在典型的结核性病变，这表明结核性疾病在当时已经存在。
同样，在古埃及墓葬中发掘的木乃伊脊椎上，也发现了结核性病变。努比亚地区的木乃伊中有五例脊椎结核，而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第五王朝木乃伊则存在骨关节结核。此外，我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，经检测其左肺存在结核钙化灶，这一发现将肺结核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2100年。
最新的科学假说认为，肺结核最初可能仅是一种人类疾病，随后才逐渐传染给其他动物。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证据的支持，因为在4000年前的非洲大象遗骸中，科学家们发现了肺结核致病菌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最后一次冰川时期快结束时，巨大的乳齿象也因肺结核的流行而灭绝。
“十痨九死”
长期以来，人类对结核病的认知匮乏并未能遏制其迅猛的传播态势。在西方，结核病一度被冠以“人类头号杀手”之名，成为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。
十七世纪，结核病在英国农村地区尚属罕见，有限的人际交往限制了病毒的扩散。然而，随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人口的频繁迁徙，众多劳动力从乡村涌入城市。工业化厂房阴暗潮湿，贫民窟环境恶劣，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普遍的营养不良，为结核病菌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。
英国随即陷入结核病的全面爆发之中，1799年，每3.8个死亡者中有一个死于结核病。这场灾难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，致使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命丧肺结核之手。进入十九世纪，结核病又肆虐至美国，每十万人口中即有四百人死于肺结核。
二十世纪上半叶，肺结核在中国大肆蔓延。直至1949年，全国肺结核患者数量仍高达两千七百万，年死亡人数超过一百三十八万，死亡率高达万分之三百零七。尤为严峻的是，十八岁以上感染肺结核的人数占比竟达九成。
在链霉素被发现之前，中国结核病治疗处于空白状态，缺乏有效的止血、止痛及抗菌药物，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。即便链霉素后来应用于临床，高昂的费用也让普通患者望而却步。“十痨九死”之说，在当时绝非虚言。
结核病的有效治疗
1882年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·科赫通过对肺结核逝者肺部的深入研究，发现了一种难以直接通过显微镜观测的透明细菌。借助亚甲蓝染色技术，科赫成功发现了结核菌的细棒形态，并于当年3月24日在柏林生理学会上宣布结核分枝杆菌的发现，标志着人类首次明确了肺结核的病因。科赫因此被誉为“杆菌之父”。
与此同时，疫苗研发也迎来了曙光。1921年，卡介苗问世，至今仍作为预防结核病的首选疫苗被广泛使用。卡介苗之名，源自其两位法国发明者卡尔莫特与介兰姓名的首字母组合，其原理借鉴了天花牛痘疫苗，通过长期培养牛型结核菌株并降低其毒性，使人体接种后既能产生免疫又不致病。
1944年，美国科学家成功分离出链霉素，这是首个对结核分枝杆菌有效的抗生素。链霉素的临床应用，标志着结核病治疗迈入新阶段，终结了其作为绝症的命运。
1951年，拜耳、施贵宝及罗氏等制药企业几乎同步研发出异烟肼，一种药效更强、毒性更低且价格亲民的结核病治疗药物。异烟肼与链霉素、对氨基水杨酸钠共同构成了标准化疗方案（长程疗法），随后雷米封、利福平、乙胺丁醇等药物的加入，进一步推动了肺结核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下降。
审视人类与结核病的斗争历史，我们或许能更深刻地认识传染病医学的复杂性——病毒虽带来死亡与痛苦，但同时也促使我们在抗争中寻求生命之光与未来之路。
参考来源：封面新闻、《瘟疫的历史》、《改变人类社会的二十种瘟疫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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